中国城市化与统筹城乡发展基本概念解析

作者:叶裕民   返回澳门在线威尼斯网址主页   时间:2015-11-10 点击数:

城市化作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领域,一些基本概念经常被混淆,乃至误解,有必要对其加以梳理和辨析。这些基本概念包括:城市化、城镇化、传统城市化、新型城市化、城乡一体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不完全城市化、非健康城市化、半城市化、完全城市化、健康城市化、常态城市化……

“城市化”是所有相关概念的核心。准确把握和正确理解所有这些概念,都以准确把握和正确理解城市化这一概念为前提和基础。

一、城市化与城乡一体化

城市化与工业化共同构成国家现代化的两大主旋律,通过推进城市化实现现代化是普适规律,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的终极目标。

(一)城市化

城市化是由传统的农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城市化是如下四大内涵的统一,缺一不可:

第一,城市化的数量表达: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进入城市、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城市人口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

城市人口比重是全世界衡量城市化水平的共同指标。当一个国家或区域城市化水平达到50%,一般可以认为该国家或区域初步进入城市社会,当其城市化水平超过70%,就认为进入成熟的城市化社会。城市人口比重是考察城市化的显性指标,简单好用。但是,大量人口进入城市只是城市化最直观、最浅显和最简单的表现,远不是城市化内涵的全部。城市化还有其经济内涵、社会内涵和质量内涵。

第二,城市化的经济内涵:城市化是就业结构升级的过程,是一个国家创造财富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城市化过程中就业结构升级有两大内涵:首先是在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中农业就业比重下降,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其次是随着经济发展,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比重下降,从事高效率产业比重提高的过程。以中国2010年为例,2010年中国第一产业效率为13632元/人,而第二产业为85999元/人,第三产业为64280元/人,非农产业平均为74932元/人。这意味着按照2010的平均水平,每一个农民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他所创造的财富就由1.36万元增加到7.49万元。2010年全国新增城镇人口2466万人,同年全国流动人口直接带眷系数为1.361,以此计算,2010年劳动力转移为中国新创造GDP 1.11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分省GDP数据中值(内蒙古11891亿元,排名第17位,含港澳台)。

第三,城市化的社会内涵:城市化是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是国内市场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过程;是一国中产阶级形成并占主体的过程,是一个国家现代社会结构形成的过程,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农村居民进入城市从事相对较高效率的产业,必然得到相对较高的收入。任何城市化过程中的国家和地区,都可以将居民划分为两大消费群体:城市高消费群体和农村低消费群体。城市化的过程就是将低消费群体转变为高消费群体的过程。2010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4382元,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3471元。按照2010年新增城镇人口2466万人计算,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则由于城市化带来的新增消费性支出为2241亿元。于是产生了国内普遍认同的结论:城市化是启动内需的关键。

中国内需战略的真正实施需要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流动来保障。人们的消费能力(有效需求)不是进入城市就天然得到提升,而是健康的城市化内化着让人们消费水平普遍得以提升的机制:城市化广泛地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建立使所有人低成本接受各类教育与培训的机制,公平的社会保障和公共住房制度,友好的社区,向善的社会秩序。前者积累着人的智力资本,使人们变得智慧和聪明,有能力从事更加复杂和高效率的产业;后者积累着人的健康资本,使人们生活稳定,无后顾之忧,并且形成“只要努力明天就会更加美好”的稳定预期,这将激励全社会形成诚信、务实的生活态度,人们力图将每件事情做得更好,改良和创新层出不穷并成为每个平凡工作岗位的常态,产业效率因此大幅度提高,人们因此可以拿到更高的工资回报。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社会流动由量变到质变,中产阶层逐步形成。当越来越多的人对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力越来越强劲之日,便是内需启动战略成功之时。

第四,城市化的质量内涵:城市化质量是城市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统一。城市现代化是城市化质量提高的核心和动力,包括如下四大现代化的统一:城市产业结构现代化、城市基础设施现代化、城市政府职能现代化和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现代化。当城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农村要素的吸纳、承载能力不断提升并不断向农村扩散,这一带动农村发展的过程就是城乡一体化。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的终极目标。

(二)城乡一体化

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的终极目标,是被大量发达国家实践证明可以实现的宏伟蓝图。由中国特殊的城市化轨迹所决定,中国城乡一体化主要包括如下四项内容:

第一,经济一体化。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受高工资的吸引,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农村人口逐步减少,农村人地矛盾逐步缓和,人均占有耕地不断增加,社会资本进入变得有利可图,农业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得以快速推进,农业产业效率大幅度提高。农村产业效率与城市的非农产业效率差距逐步缩小的过程,就是城乡经济一体化的过程。

第二,社会一体化。通过农村产业效率的持续提高,从事农业变得有钱可赚,从事农业和农村服务业的农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与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差距不断缩小的过程,就是城乡社会一体化的过程。

第三,制度一体化。通过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普遍建立规范的公共财政制度,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农村居民提供与城市居民大体相当的公共服务,缩小城乡居民享受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给所有城乡居民发展提供相对公平的起点。

第四,城市内部二元结构一体化。通过一系列流动人口制度改革,加速农民工融入城市,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解决中国传统城市化积累的特殊矛盾,此为中国最为严峻的城乡一体化任务。

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被作为城市化的终极目标。在中国,由于传统城市化长期积累着严重的“农民工问题”,致使中国单一的二元结构变成双重二元结构:空间上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城市内部二元结构,即城市户籍人口与外来农村人口之间的差距。因此中国的城乡一体化任务就转化为双重二元结构一体化:城乡空间二元结构一体化,以及城乡内部二元结构一体化。农村人口和城市流动人口分别构成两大载体。

城乡一体化不是消灭农村,更不是消灭农民,而是使农村和农民生活得更美好。在达到高度城乡一体化状态下,城市和农村的形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城市是非农产业聚集的区域,是高密度、繁荣、紧凑和富有活力的区域;乡村则是以农业为主的区域,是低密度、绿色、生态和恬静的区域。但是,在城乡一体化状态下,城市和乡村又是一样的:其产业效率趋于一致,居民收入水平基本相同,人们享受的公共服务基本一样。城乡一体化指的是城市和乡村经济社会制度的内涵式一体化,绝非空间形态和外部环境的简单趋同。

以城乡一体化为终极目标推进城市化发展,是世界城市化道路的共性特征和基本规律。但长期以来中国的高速城市化进程却将以城市为核心、城乡分割的管理制度贯穿始终,导致城乡关系严重不协调和不可持续,促使中国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统筹城乡发展战略,来纠正传统城市化的一系列弊病,实现城市化的整体转型。

二、传统城市化与新型城市化

(一)传统城市化

中国传统城市化是指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走过的城市化道路。其基本特征是以城市为核心、以增长为导向、以劳动力非农化为载体,后果是导致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内部贫富差距与社会冲突、经济结构升级缓慢、特别是农民工经济属性与自然属性及社会属性多重人格分裂。

传统城市化的根本特征是“以城市为核心、以增长为导向的劳动力的非农化”。

“以城市为核心”即在政府发展治理中,认为城市是重要的,农村不重要;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是重要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重要的;城市公共服务是重要的,乡村公共服务不重要。导致公共财政资金高度集中于城市,农村基本服务匮乏,农村发展严重滞后;以至于认为“城市人是重要的,进入城市的农村人是不重要的”,产生了城市中的农民工的现象。

“以增长为导向”是理念导致在城市化的管理中,增长是重要的,发展是不重要的;经济增长是重要的,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就相对不那么重要了。“以增长为导向”政策的长期实施,导致了全国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人与自然矛盾激烈,生态环境失调,带来了一系列的不协调和不可持续。

中国传统城市化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劳动力的非农化”,进入城市的人仅仅是其职业发生了改变,而作为“完整人”和“自然人”却长期被城市排斥,没有实现“人的城市化”。城市关注农民工主要表现为城市的资本主体关注其工作作为电梯工、汽车修理工、垃圾运输工、服务员……等具体职业,关注农民工在各个工作岗位上有没有很好地完成生产过程。农民工下班后回到自然人和社会人状态,不再被城市所需要和关注,农民工的基本健康生存条件得不到保障。长期恶劣的生活环境、被社会歧视以及与家人长期分离,导致农民工心理失衡。“他人的眼光、言论和社会行为使我们无法确立自信、自尊与自重”,“我们感到羞辱”(Renault,2002)。伴随着长期羞辱的是隔膜、仇视和愤怒的积累,如果这一切得不到很好的疏导,将导致社会冲突和暴力。

传统城市化导致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遭受严重威胁,中国必须选择城市化转型发展之路,即新型城市化道路。

(二)中国新型城市化

中国新型城市化是对未来健康科学城市化之路的表达。中国新型城市化是指以人为本,以人口的空间流动和社会流动为主线,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形成经济与社会同发展、城市与乡村共繁荣、人与自然相和谐、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新型城乡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一整套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中国传统城市化与新型城市化的基本特征和区别如表1。

表1中国传统城市化与新型城市化比较

比较内容

传统城市化

新型城市化

目 标

简单城市化

城乡一体化

评价标准

城镇人口比重

(单一指标)

城乡一体化水平

(多维指标)

基本理念

以城市为核心

“物化”的城市化

以人为本

协调、创新、可持续

动力机制

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

管理型政府

逐步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服务型政府

市场特征

城乡生产要素市场分割

城乡要素有序流动和重组

公共服务

乡村公共服务严重缺乏

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发展特征

城市规模增长与

外延扩张

谋求城市发展质量提升

社会特征

城市内二元结构、社会冲突、贫富分化、代际转移

农民工融入城市成为新市民,中等收入阶层兴起

空间特征

大城市过度集中与空间蔓延,小城镇过度分散

以城市群和城市化地区为主体承载形式,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协调发展

与工业化关系

以低成本推进

传统经济增长

以创新推进新型工业化

整体特征

城市化水平虚高

半城市化、不完全城市化

非健康城市化

城市病、乡村病并存

健康城市化

完全城市化

常态城市化

在中国传统城市化和新型城市化的一系列差异中,最根本的差异是目标差异和发展理念的差异,这两大差异是导致其他一系列差异的原因。

在传统城市化过程中,关注城市而不关注农村,关注城市中的户籍人口,而不关注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导致中国特有的双重二元结构,与健康城市化的目标大相径庭,违背了城市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因此,新型城市化是以城乡一体化为终极目标,以淡化和解决城乡双重二元结构为核心任务,以构建有效促进人口的空间流动和社会流动的制度架构和政策体系为保障。

中国新型城市化须秉承“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以公平公正为核心价值取向,为所有人的空间流动和社会流动提供基本条件和路径,使所有社会群体的利益都可以在城市化过程中得到合理保障。人的需要是全面和多样的,一旦城市化政策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大力增加人的发展所需要的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环境建设,中国必然走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协调发展;当所有群体都拥有上升通道时,人们饱含激情和憧憬在各领域拼搏、创造和消费,一个社会创新的时代必然到来,中国才具备实现由投资拉动向创新拉动的发展转型;创新则是赢得环境与经济、社会多领域全面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

这里作者愿意再花一点笔墨谈谈新型城市化总体特征中的常态城市化。所谓常态城市化就是城市化的正常状态,是城市化过程中的“自然”。客观地说,中国新型城市化并不是相对于世界城市化发展史上的“新”,新型城市化的理念和内容在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发生过了。中国新型城市化的“新”,是要彻底扬弃前30年的传统城市化道路,走一条全新的城市化道路,而这条城市化道路是符合规律的,是常态的。城市化是常识,只是其中许多常识性的内容被长期忽略了,以至于成为限制中国发展的全局性障碍。统筹城乡发展用联系的方法来解决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的一系列问题也是常识,但同时也是当前中国的重大而急迫的课题。

中国新型城市化是对传统城市化彻底扬弃,系统构建新的健康城市化架构的过程。中国新型城市化之“新”不是相对于世界城市化发展史而言,而是相对于中国20世纪下半期以城乡分割为本质特征的传统城市化道路而言,未来应构建与中国新型工业化相适应的、符合世界城市化发展规律和共性要求的科学的城市化之路。通向新型城市化道路的基本方法就是统筹城乡发展。

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统筹城乡发展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统筹城乡发展是推进中国新型城市化的两个主要战略举措。中国关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间更长,统筹城乡发展则立足点更高、更系统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成统筹城乡发展核心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早在1956年我国有关领导就提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1984年,中共中央在正式文件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一概念。在该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澳门威尼斯官方网站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中,提出了“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奋斗”的目标要求。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表述更加全面。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澳门威尼斯官方网站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出要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十二五”规划纲要又进一步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可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长期高度重视的重大战略任务,只是在不同时期有其不同的内涵。

针对改革开放以来传统城市化的弊病,特别是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的问题,中国各地区进行了大量促进农村发展的探索。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由于三个原因在很长时间没有取得明显成效:

第一,投入少。虽然自1982年以来有1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是澳门威尼斯官方网站农村发展问题,不可谓不重视农村发展,但问题在于缺乏公共财政资金保障。图1显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占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的比重自1984年以来持续下降,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严重缺乏。

图1中国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较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出版。

第二,在实践操作层面,多数地方政府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简单地理解为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甚至简单地理解为“四化”工程:村庄亮化、道路硬化、河渠绿化、村容净化。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改善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但远非全部。由于没有很好的解决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等问题,农村发展亦然严重滞后,城乡差距仍然不断扩大。

第三,中国与日韩进行新农村建设的背景存在很大不同,因此同样的举措,结果却大不相同。新农村建设是日本和韩国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解决农村建设相对滞后问题所共同采取的有效措施。日韩在城市开放发展的前提下推进新农村建设,开放的城市化使得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及其家属,在其自愿和条件相对成熟的情况下,通常很快融入城市成为城市人口,农村人口快速减少,农村发展的人口压力不断下降。以此为前提,日韩开展了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土地规模经营、现代农业发展以及农村社区自治为主要内容的新农村建设,并很快取得突出成效。

然而,中国城市化长期表现出相对封闭的特征,城市长期拒绝农村人口融入,城市只是农村劳动力“打工”的场所,“萃取”了农民工最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一面,但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打工者及其家属生、老、病、死、学、住、娱、购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实现仍然依赖农村,农村人口压力伴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反而增大,农村的经济社会矛盾冲突加剧。

日韩的经验和中国传统城市化的教训显示:新农村建设必须在城乡融通开放的系统中动态推进,在城乡相互封闭的二元结构下,农村问题必将日益积累,城乡二元矛盾更加突出。构建城乡融通开放的发展系统,联动解决发展中的城市问题和乡村问题,正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内容。

(二)统筹城乡发展

统筹城乡发展是针对以城市为核心、以增长为导向的传统工业化和传统城市化模式弊病,坚持以人为本、将乡村的发展纳入区域发展的框架下统筹安排,建立城市与乡村之间开放融通的发展机制,面向全体国民构建发展机会和公共服务趋于均等的城乡一体化管理制度,联动解决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问题与乡村问题、新型工业化发展和现代农业发展问题,推进城乡一体化,建立中国现代社会结构的发展模式。

统筹城乡发展将城市与乡村、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视为一个有机系统,通过解决各子系统的矛盾与问题,建立相互间和谐顺畅的发展关系,从而建立各子系统以及整个大系统良性互动的机制。因此,统筹城乡发展是彻底纠正传统工业化和城市化模式弊病,系统同步推进未来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一系列科学方法的集合。

鉴于中国特殊的发展历史,我们还有必要在界定城市化和统筹城乡发展相关概念时,加上城市化与城镇化异同的解析。

四、城市化与城镇化

澳门威尼斯官方网站“城市化”与“城镇化”的内涵,中国学界和政界的认识有一个由完全对立到趋于一致的过程。目前,主流观点认为其内涵已经无本质差异,都是指中国城市化要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以城市群为主要空间载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

(一)争论与对立

“城市化”一词来自英文“Urbanization”,在英文表述中没有城市化与城镇化的差异。

中国长期以来对城市化这一客观发展过程的名称,存在有“城市化”和“城镇化”两种表述形式。一字之差,反映了对城市化道路的两种认识,曾经出现过延续近20年的激烈争论。在争论中,持“城镇化”观点的人认为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是以小城镇为主的道路;持“城市化”观点的人则认为中国的城市化道路要以“城市”为主,小城镇不能成为支撑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主要空间载体。持“城市化”观点的人又分为“大城市论”、“小城市论”、“中等城市论”,以及“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论”,后者逐渐占据主流。

在20世纪80~90年代,中国政府以及学界的主流是“城镇化”。该观点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是以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道路,因而称之为“城镇化”。这样的观点在现在看来显然肤浅和欠科学。但是,这一观点确实在很长时间内主导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和城市政策。究其历史原因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1.对中国非正常时期城市化道路经验的总结。截止到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城市化以改革开放为界走过了两个时期,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特征。

改革开放前,服从于重工业超前发展的国家战略,中国城市产业以重化工业为主,与重工业规模化发展的基本特征相适应,中国城市也走了一条以大城市为主的城市化道路。1952~1978年中国5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由15个增加到40个,而小于20万人的小城市则由117个减少到92个。同时,重工业超前发展的战略内生导致由中央高度集中、统一调配的固定资产投资主要用于重工业发展,将轻工业、服务业、农业投资限于最低规模,也将城市基础设施和生活服务设施投资控制在最低限,导致以重工业为主的大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极端缺乏,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严重等“城市病”在中国所有大城市普遍存在。在非常规条件下导致的中国大城市普遍存在“城市病”的现象,却被当时的学者总结为“城市病”是大城市存在的普遍规律,认为发展大城市必然产生“城市病”。

改革开放以后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走了一条以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道路。中国渐进式的改革之路决定了80年代“自下而上”的小城镇得到快速发展。

第一,制度原因。中国改革先农村后城市,以安徽小岗村“包产到户”为标志,市场机制极大地激发了农村经济活力,伴随着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农产品和轻工业品市场快速扩张。适应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务院在1984年颁布的《澳门威尼斯官方网站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国发〔1984〕141号)中,规定农民可以自理口粮在集镇(建制镇、乡镇及以下村镇,不含县城关镇)从事工商业活动,并落户小城镇。直至1998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澳门威尼斯官方网站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意见的通知》(国发〔1998〕24号)之前,只有小城镇对农民开放,导致整个80年代乃至90年代上半期中国工业化以及人口迁移主要发生在小城镇。在转型初期的制度框架强约束下,客观上走了一条以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道路,究其实质是转型大背景下所做的“次优选择”。

第二,经济原因。中国渐进式改革先允许以乡镇企业为主的非国有经济放开搞活,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真正开始大型国有企业的实质性改革。而中国长期计划经济体制导致民间经济积贫积弱,弱小的农村民间资本和乡镇经济都只有能力在农村和小城镇从事低端的工商业活动,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以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道路的经济原因。

由于以上制度的和经济的两方面原因,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走了一条以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道路。1978~1995年,中国以乡镇企业为主的小城镇经济份额“异军突起”,所占比重持续提高,其中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占中国非农产业就业人数的比重由23.9%增加到39.6%,乡镇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更由9.1%增加到55.8%,撑起了中国工业经济的“半壁江山”。乡镇企业以市场为导向,建立了以轻工业为主的工业结构,极大地修正了重工业超前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极大地丰富和满足了人民基本生活必需品的需要,也极大地增加了就业。长期研究小城镇的北京大学费孝通教授提出小城镇快速带动工业化进程,大规模解决就业,农民“离土不离乡”,又不产生“城市病”,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甚至将其概括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2.对国际经验的表面化理解。发达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基本完成了城市化过程,战后全面进入城市化的全面扩散阶段,并通过卫星城和中小城市为载体的逆城市化和郊区化来解决大城市过密的问题,并进一步促进城市群结构的生成。尽管欧洲、美国、日本的道路不尽相同,但是通过发展中小城市和卫星城来解决“大城市病”是其共性特征。国内学者总结为发达国家走了一条先发展大城市,积累了“城市病”,再通过发展中小城市解决“城市病”的弯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要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要避免走资本主义国家的弯路,可以直接发展小城镇,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道路。

3.对城市化客观规律认识不足。传统体制下中国国内学者对城市化的研究非常薄弱,对于城市经济的本质是聚集经济认识不深不透,对技术进步、提高发展质量、保护环境等科学理念更是缺乏基本认识,过高估计乡镇企业粗放发展的成就,将改革开放初期小城镇发展的“次优”过程过高地上升到“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的高度上来,并将城市化称之为城镇化。

可见,中国最早将城市化称为城镇化,有其特殊内涵、历史背景和深刻原因,“城镇化”曾经确实是与“城市化”有着重大区别的学术用语。

(二)协调与统一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以小城镇为主的城镇化过程带来“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等一系列的规模不经济及环境问题被深刻认识,也随着改革由农村进入城市,在城市聚集经济强有力的竞争下,乡镇企业弱质问题充分显现。

学者们通过对中国实践的长期考察和对中国国情的深入研究,终于逐步形成共识:以小城镇为主的城镇化道路缺乏市场竞争力,并带来严峻的区域性环境污染,综合效益有限,小城镇难以成为中国现代化和居民生活质量提高的空间依托。中国城市化要走一条以城市群为主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

中国对城市化(城镇化)内涵的共识在国家“十一五”规划中被官方明确下来。但是,在中国的官方文件中,在表述“城市化”时,仍然主要沿用“城镇化”。十八大报告中论述相关内容时出现过7次“城镇化”和1次“城市化”。

可见,进入21世纪以后,尽管官方和一些学者在探讨城市化问题时,用的是“城镇化”,但是,这里的“城镇化”与20世纪80年代说的“城镇化”已经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其本质已经是科学意义上的以“城市”为主体的城市化道路。既然“城镇化”与“城市化”内涵已经无本质区别,名字也就不重要了。因为既然官方坚持用“城镇化”,学界也就接受“城镇化”的提法,但是此“城镇化”非彼“城镇化”,其内涵与最早的城市化更加具有一致性。

需要说明的是,不论中国城市化(城镇化)如何称呼,近2万个小城镇(2011年末19683个镇)在中国的地位至关重要,但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作为广大的农村地区和数亿农民提供现代生产和生活服务的基地,是农村和农业现代化的直接依托。但是,小城镇无论如何重要,都永远不是中国城市化的空间主体。在中国现代城镇体系之中,小城镇是该体系的最基层单元,未来将分化为两大类:一类发展为小城市,另一类大多数小城镇则作为现代化农村的服务基地。

结论:城市化是国家现代化的主旋律之一,是普适规律;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的终极目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统筹城乡发展是为了解决传统城市化模式下的城乡二元结构矛盾而制定的发展战略,是推进新型城市化的手段和方法;传统城市化、非健康城市化、不完全城市化、半城市化是同义语,是对中国前30年城市化过程的描述;新型城市化、健康城市化、完全城市化、常态城市化也是同义语,是对中国未来城市化健康科学发展过程的统称。“城镇化”与“城市化”的内涵在中国20世纪80~90年代曾经有过极大的差异,但是目前已经无本质不同,都是对符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过程的总称。

(选自《澳门在线威尼斯网址学报》2013年第2期,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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